暴力与解决-《搏击俱乐部》

与《猜火车》中用吸毒、偷盗来实现自我虚无、自动放弃价值不一样，《搏击俱乐部》延续了暴力反抗旧有价值体制束缚的主题。在战后西方社会，随着民众对政府不信和敌对态度的增强，旧统治体系威望的减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导致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和尖锐化，使暴力逐渐成为西方现代电影中战后几代青年发泄不满、表示怀疑与抗争的主要手段，早在六七十年代，《精疲力尽》、《狂人彼埃洛》、《邦妮和克莱德》、《发条桔》等一系列影片已经为暴力体现矛盾、冲突的电影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而近年来如法国的《恨》，美国的《天生杀人狂》更是挥舞着这面关系到社会问题的大旗，相比之下，《搏击俱乐部》中的暴力则少了几分明目张胆与毫无节制的血腥，多了几分克制与回避。

　　对于参加“搏击俱乐部”的人来讲，“搏击俱乐部”取代了宗教与疾病治疗团体所起的慰藉寄托与释压作用，对那些一样和杰克在两种极端夹攻下，充满失落挫折、绝望、精神真空的人而言，搏击是对精力、压抑、无由来的恐惧的发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集体之内忘却孤独并找回男性尊严，所以他们对搏击表现出了宗教般的狂想。这时的暴力还仅仅停留在单纯的肉体层次上，不具反社会的毁灭倾向，而且暴力行为产生的后果被内部所消化，并不危害社会。除了鼻青脸肿、眼圈乌黑影响美观，受伤上医院花些钱外，“搏击俱乐部”中点到为止的暴力对即使个人也不构成生命威胁，但对抱着反抗两种极端对自己的危害的杰克来讲，他已迈出了打倒上一代人即父亲们强加于自己价值观的第一步。

　　杰克先是通过与另一个我——“泰勒”的搏击，把自己痛揍了一顿，打自己这个举动有着较深的含义，一体现了杰克作为白领的懦弱性，即使到后来，他也没有对自己痛恨的老板动武，只是打自己唬住了他；二体现了杰克对作为白领的“我”的痛恨与厌恶到了自虐、对己施暴的程度。

　　对于打倒“父亲”，影片中有三段杰克与“泰勒”的对话颇令人回味。第一次“泰勒”问杰克最想跟谁打，杰克说要跟老板，“泰勒”则要跟老爸；第二次杰克问“泰勒”跟哪个名人打，“泰勒”说跟海明威，杰克则要跟莎士比亚；第三次更是充满亵渎，搏击对阵成了杰克对甘地，“泰勒”对林肯，对一般人来讲，甘地与林肯是近乎神的伟人，但在杰克心中这两位精神上的“父亲”却成了可以痛揍的对象，到这时，父权的丰碑已经轰然倒下，杰克不再把谁放在眼里。

　　随着俱乐部的不断壮大（说明了“患病”者的惊人数量和普遍），“泰勒”看出自己可以进一步实施计划了，他将肉体暴力开始上升至语言暴力与精神暴力的层次，因为他对会员们的心理把握极准，所以遍及全国的会员把他像神一样看待，他的任何话都成了圣旨。“泰勒”将两种极端暴力施压给教徒们，让他们去对抗自己承受的两种极端暴力（宣传、说教和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强加灌输和无处不在的广告难道不正是语言与精神暴力吗？）。而他最终要毁灭的是:物质。如果在这之前他的话和包含其中的思想对会员们摆脱原先两种极端的奴役还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将语言和精神变成暴力后，他自己又创造出了新的奴役。

　　物质是价值和消费的最终体现，是公寓、汽车、电脑、办公楼，是代表着中产阶级奋斗成功的象征，“泰勒”先是炸了自己的公寓，然后又指挥教徒四处破坏，最后是炸大楼，作为反抗的最终目的，“泰勒”要毁灭的是物质，他要为自己及所有人创造一个无枷锁的世界。但他还是失败了，因为这太疯狂、太极端了，是他的另一个我无法接受的，他被打死了。其实毁灭物质与早期无产者砸机器一样是幼稚行为，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搏击俱乐部》在此回避了对根源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只在片尾给我们留下一个大楼接连轰然倒下的电脑特效奇观。对于根源问题，大卫·芬奇们或许没有勇气去探讨，或许是不能探讨，或许就根本探讨不明白，毕竟，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

　　虽然影片的下半部分和结尾使《搏击俱乐部》思想的深刻性上大打折扣，但本片仍是我看过的把娱乐性与严肃主题结合得最好的影片之一。片中的黑色幽默尤其给人印象深刻，像杰克与玛拉分配治疗团体、杰克为了让老板答应自己的要求暴打自己、俱乐部会员完成“泰勒”留的“找人打架，但必须输”的作业等片段十分惹人发笑，但又不止于惹人发笑。即使是“泰勒”与杰克是一个人的情节有些突兀.但最后你也会感到这是诠释人格分裂的奇怪而生动的黑色幽默。

　　作为一个拍广告和MTV出身的导演，大卫·芬奇在对场面调度和镜头运用上既保持了观赏性又极富个性，影片大量运用慢推、急摇等灵活的运动镜头，与压抑凝重的偏黑背景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的绝大部分镜头皆采用仰拍手法，镜头的水平线很少超出人物的头部，从而突出了人物的形象和言行动作，提高了观众的注意力。影片的剪辑也非常值得一提，虽然镜头数很多，但段落与段落的过渡仍然十分紧凑流畅，某些地方非常简洁，如泰勒等威胁政府官员一段，既未交代前因也未交代后果，但观众丝毫不会产生疑问。因此《搏击俱乐部》虽片长139分钟，但并不显冗长。